在2013年6月25日，在邯郸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“王书金故意杀人、强奸案”的庭审过程中，无论是高级法院，还是检察院，都出现了“严重的法律技术错误”。本文绝不跟风社会上“对聂树斌案件的愤怒”，仅从法律技术和庭审事实方面来进行客观分析。

第一：检查机关的错误。

检察院的错误在于背离了“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职能是”控诉犯罪；打击犯罪；而无论如何都不能是替犯罪分子开脱（认定从轻事实除外）。本次庭审中，被告人一再认为“检察机关漏控了自己的罪行”，此事，作为业务精通的公诉人员绝不能去和“雷锋式的被告人”去争论：“你根本没有犯那个罪行”。而应当直接回绝：“控诉犯罪是检察机关的权利，被告人只可以对加重的指控进行无罪、或者罪轻的辩护，而不得强迫检察机关指控什么，因为检察机关是权力机关，即便是被告真的犯了这项罪，如果检察机关认为“证据不足”，也是有权利放弃指控的。这是检察机关的权利，容不得被告人“认为应当指控，这样发扬风格”也是不可以。当然，检察机关和法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除暴露出“业务法理功力欠缺”之外，还证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“心虚”下文会具体论述。

第二、高级法院的严重错误。

高级法院的错误在于：审理的范围应当仅限于：人民检察院的指控；人民检察院没有指控的，即便“被告人想自我检举、发扬风格”也只能是在最后的陈述阶段或者在监所里按照“检举揭发、或者自首”程序来处理，而绝不是“庭审的重头戏”，也就是说：法庭审理的是“检察院根本没有控诉的事项”，这就严重离题，加入“法院判决中加一个检方没有控诉的罪行”试试，那就是严重违法地，反之，也是一样道理。无论被告人怎样要“发扬风格、自我检举”法庭都要制止，告知其不能就“检方没有指控的事项”多做陈述，只能做“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”，发言的范围必须限定在“检方指控的范围里”。当然，法院之所以跑题，也证明了：“业务不精；心虚”下面也会详细论述。

第三、由于上述法院、检察院的错误，就直接导致了“非常尴尬的局面”：“检方为被告开脱而不是控诉；被告人“发扬风格，自我检举”掉个啦，成了“公诉人”的角色位置。这就闹出了大笑话，难怪社会上调侃：“本世纪最仁慈检察院和最义气雷锋式被告人”出炉！这不无道理。

第四：从上述法院和检察院的错误可以看出：法、检方面另有图谋：“项庄舞剑、意在沛公；本次庭审，醉翁之意其实不在本案，而是剑指另一案件，其实您懂滴：“否认王书金的作案事实”，为“聂树斌强奸杀人”事实的确立踢开了“绊脚石”，然而，这就更加错的离谱：此案是此案；彼案是彼案；虽然有牵连，然而审理的主题是完全不同地！该案主题是：“控诉王书金犯罪”，彼案主题是“控诉聂树斌犯罪”，不能互换，也不能并案审理，当然，也不存在并案审理。可是，河北高院、检察院就是这么“急火攻心”，就是这么糊涂：直接就把“控诉聂树斌犯罪（必然开脱王书金）当成了本案的主题。因此，这就暴露了：本次重审王书金案件的目的；解释了”大众心中的悬疑。

用心良苦啊，可是法律技术上严重错误。错的不但没边，更没有谱！

想证实，聂树斌有罪，只有“启动聂树斌杀人案“重审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，方能”解决大众心中的悬疑“：不然，即便”王书金没有犯下那宗案子“，也不能代表：聂树斌的案子就是正确地。这是“普通人都懂逻辑”！

如此精巧的“一石二鸟“的设计，本想意在”既能落实了“王书金”悬案，又能“平息比抗日战争还长的“聂树斌”案件的调查，可是，由于“心意不诚”敷衍了事，将会激起，而且已经激起“社会更大的愤怒”。

末了，更神的是：法院竟然将“检察院替被告辩护的“辩护词”，赫然在微博公布！

还有，本该躲在背后的政法委，在“法律判决”没有宣判时，竟然“愣头愣脑”地来了一个宣布：今后，谁也不准说“聂树斌案“是冤案了！！

聂树彬案不是冤案，什么依据？！就说了，你还能怎地？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郑在索 律师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凌晨